2019年12月22日上午9点，周永坤教授于博彩平台 B201会议室内作《“韦伯命题”论战析评》主题讲座，法学院广大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，孙莉教授担任会议的主持人。

孙莉教授首先介绍了周永坤教授在法学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，以及作为学者对国内法治建设的贡献，并且对能够赶来与会的师生，表达了自己的冬至祝福。

周永坤教授的讲座主要以学界30余年来对“韦伯命题”的论战为线索，主要包括五方面的内容，包括：（1）关于论战的历史回顾；（2）命题涉及的关键概念解析；（3）论战中学者们使用的方法评述；（4）对于“韦伯命题”批判之批判；（5）论战的意义及所涉现实问题。

论战以“古代中国是否是卡迪司法”为焦点，正方持赞同立场，主要代表为贺卫方与高鸿钧教授，反方持反对立场，为黄宗智与张伟仁教授。周永坤教授就反方黄宗智教授对于“韦伯命题”的批判提出自己的批判，主要内容有：

（1）“韦伯命题”作为建筑于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抽象，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反驳虽然有效，但无助于彻底驳倒命题本身。古代中国是建立在“家产制”基础上的社会，君主拥有王国全部财产，导致法律的形式化缺乏社会力量的支撑，难以摆脱政治权威与伦理的束缚，缺失形式化的司法与独立的法学教育；

（2）黄教授提出的“刑事审判相比起民事审判具有更强的形式性要素”假设，于古代中国的社会环境下，并不具备必然性，反而由于刑事审判在古代中国社会的极端重要性，易于为政治力量所干预，导致其自身形式性要素缺失；

（3）黄教授提出的“表达与实践相背离”命题，即虽然中国古代政府的诸多文件内容形式性要素稀薄，但实践中州县官大量的裁判行为是形式化的。周永坤教授认为作为古代中国庞大官僚体系中的县官，并不具备足够的代表性，能帮助我们够窥得中国古代司法的全貌；

（4）黄教授的实用道德主义命题也值得商榷，周永坤教授引用黄教授作品中的资料显示，古代中国约有六分之一的案件会在案前通过调解解决，仅有三分之一的案件能进入“诉讼程序”，且由于中国古代“父母官”的角色定位，使得作为司法者的官员很难秉持中立的立场，致使司法过程中实质性要素侵占形式性要素；

（5）“情理法”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其自身的不确定性，“情理”本身在中国古代语境下其含涉范围就难以确定，既包括“情”也包括“理”以及“情理”，使得“情理法”本身作为一种规范体系难以达至法律所要求的明确性，造成司法实践中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权过大，大量非形式性要素入侵法律本身；

最后，周永坤教授认为，“韦伯命题”不仅为我们进行法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，建构起一幅宏伟的世界法域版图，而且隐含了韦伯作为一名伟大的学者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预见，即从实质合理性法迈向形式合理性法。

因为讲座涉及的内容较多，周永坤教授的报告持续了近两个小时。讲座结束后，参加本次讲座的老师和同学们，就本次讲座主题及日常工作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请教，周永坤教授就法学专业学生在社会中遇到价值判断问题进行了回答，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良知进行判断，并对自身的判断负责，坚持个人责任的自由立场。

讨论结束之后，孙莉教授、庞凌教授进行总结性发言，孙莉教授表达了异质文化碰撞对于产生一些，对于法治社会建设必须要素的作用，并希望中国能够完成形式法治的转型。庞凌教授表达了对两位荣休教授能够开设与主持本次讲座的感谢，同时也希望二位荣休教授能够享受退休时光的同时，多多支持法学理论学科的建设，常给法学院学生带来法学思想的启迪和教诲。

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。